所谓“口号”，通俗地说，就是便于口头传播的号召。人家西方国家是否有口号我没研究过，不敢妄言；不过即便有，我想也绝不会像中国这样多。国人提口号本领一流，无论政府还是社团，但凡做大一点的事情，往往都要先提口号。我不反对口号；也不否认口号有动员功能。但换个角度想，人们所以提口号，那一定是指某项事情难办，需反复强调，否则若是手到擒来，提口号岂不多此一举？

而我的问题是，既然事情难办，提口号会管用吗？说我最近思考的几件事：首先是关于干群关系，中央一直强调“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一个口号，我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干部容易脱离群众；二是指当下脱离群众的现象很普遍。那么如何把“口号”落到实处？通常的做法，就是出台某些硬性规定。比如前些年就有地方政府出奇招，要求县以下官员每年必须在农家住半月以上。和农民同吃同住当然便于了解民情，但半月之外又如何保证他们不脱离群众呢？

另一个例子，是“解放思想”。骤然想，人的思想本来天马行空，何言解放？可现实中，思想守旧的例子多的是。20年前，请问谁敢设想中国可搞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人们的观念这才转过来。早年读大学时，曾听说学校有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主张发展商业信用，结果被当作自由化言论，论文答辩未通过。早些年，就连股份制也被当成资本主义批判。由此看来，解放思想光提口号不行，关键得有保护“思想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是的，口号毕竟只是口号，充其量，也就是提出人们的行动目标。而目标怎样达到，仅靠口号恐无济于事。就像我们的目标是过河，要是没有船与桥，口号喊破天也没用，河还是过不去。当然，以往落实口号也有过措施，比如联系群众就曾要求干部下乡；而解放思想就反复开会讨论。这些措施，不是一点用处没有，但说到底还是治标不治本，短期有效，长期不灵。

李瑞环同志曾经说，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想深一层，其实口号要解决的问题，既是普遍的问题，也是反复出现的问题。所以解决这类问题，不可避实就虚，必须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想想吧，假如干部真的由多数人选，让群众说了算，当官的谁敢脱离群众？再比如解放思想，假如有一个容许讲真话的机制，讲错了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思想解放何难之有呢？

还是转说经济吧。稍微留心你会发现，当下的经济口号并不比政治口号少。比如山西省委最近提出要实行“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口号当然提得好，想法也对，两月前去山西曾与省委张宝顺书记交流过。可我的疑虑是，像山西这样的资源大省，转型发展谈何容易？摆明的困难，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希望转型发展，可企业会怎样想？挖煤就能赚钱，它干嘛要转型？再说，周边省市正欲弯道超车，而山西却埋头转型，经济排名一旦后移，官员们有勇气面对吗？因此我的判断是，除非中央财政给山西特别支持，且政绩考核也不再看GDP，不然山西经济转型将遥遥无期。

湖南是我老家，这几年工业化步子大，龙精虎猛。为整合区位优势，省委提出“长（沙）、株（州）、（湘）潭经济一体化”。就我所知，这口号早在上世纪90年初就已提出，可“长、株、潭”的产业布局今天仍各自为战，看不出有何整合的迹象。何以如此？年前在长沙请教过当地官员，他们说，由于三地财政分灶吃饭，大家都要追求GDP与利税，有赚钱的项目当然都要上。说的也是，利益关系摆不平，省委愿望再好，那也不过是一厢情愿。

再有一个口号，即“反对重复建设”。是老问题了，读者不会陌生。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我们当然要反对。可多年来中央一直三令五申，重复建设为何卡不住呢？有人说这是地方本位主义作祟。而我想问的是，假若地方官员为官一任不造福一方，当地老百姓能答应吗？我的看法，重复建设并不能怪地方本位，根源还在税制不合理。比如增值税是属地征税，谁上项目多谁的税就多；若将此改为在消费地征消费税，各地怎会争先恐后重复上项目呢？

写到这里，让我简单归纳一下本文要点：第一，口号有动员功能，将经济目标以“口号”提出，能广而告之引起人们重视，此点无疑问；第二，口号表达的只是行为目标，达到目标必须借助一定的机制，即是说，口号代替不了机制；第三，口号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都很棘手，背后利益错综复杂，故机制设计须得十二万分用心才行。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由此我想，假若口号没有机制去落实，那其实也就是一句空话！

曾对朋友说过，我选经济学做职业是无心插柳、误打误撞。从小生活在农村，父母目不识丁，学业上他们不可能给我建议；而上大学前，我自己对经济学也全然无知。于今回顾，当年选择学经济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以为学经济能挣钱。小时候家里穷，常吃不饱饭，穷则思变，故考经济系就成了首选；再一个原因，就是此前我曾在乡下当过会计，算盘打得好，自以为有点学经济的基础。无知者无畏。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踏进了经济学的门槛。

所幸的是，我运气算不错。我的母校当时虽不是什么名校，但学术氛围却非常好，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几十年过去了，有些讲座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进大学不久，系主任杨怀让教授给全系师生作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报告，可以说，就是那个报告让我如梦初醒，意识到经济学并非我原来想象的记账算账那样简单；而张培刚、谭崇台、许毅、刘涤原等校外名家也常来校讲学，这不仅令我视野大开，而且让我真正迷上了经济学。

我对母校最深的印象，就是那时候考试很严，老师要求背的书很多。那样的考试方式，累得我与同学苦不堪言。幸好当时年轻，加上我有点过目不忘的本领，这样大学四年，书的确背了不少，今天我写论文引经据典得心应手，其实就得益于那几年背书下的功夫深。在读书方面，给我指导最多的是谷远峰教授，他学富五车，又是我湖南同乡，经他提点，做本科生时我系统地读完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大师的名著。

在我求学经历中，有两位老师必须提到：一位是我的硕导王时杰教授，他对现实问题观察可谓入木三分。时杰老师不仅谈吐风趣，而且讲经济学总有举不完的例子。有人说我现在的演讲风格有点像他，我想是对的。另一位是我的博导宋涛教授。宋老乃国内学界泰斗，治学严谨自不必说。从他那里，我除了学经济学，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学者的道义与责任。当年我能进中央党校，是宋老鼎力推荐，而这些年我的论文争议不断，宋老也总鼓励我坦然面对、坚持讲真话。

说到学术研究，我起步得比较早。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在“学报”发表论文，前后30年，发表论著字数近千万。回头看，我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从上大学到博士毕业，研究重点在基础理论方面。这个时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经济研究》以及大学学报上。1992年进中央党校后，由于要给高中级干部授课，于是我不得不走出书斋，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层调研，其间写过不少研究报告与“内参”。1997年起，我开始为报纸写专栏，先在“中国经济时报”，再在“经济日报”，再后来在“21世纪经济报道”，每周一至两篇至今未间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先后多次赴国外进修，不过自觉收获不大；后来每年出国考察，也只是走马观花。作为中国学者，我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国内。对做学问我坚持三条：一是反复读经典；二是跟踪权威学术期刊；三是密切关注现实。我的体会，常读经典可温故知新，因为随着阅历的逐步丰富，读经典的感悟也会不同；跟踪期刊是为了把握学术前沿；而关注现实，则可避免学问空对空。在中央党校工作，调研条件得天独厚，故多年来我写文章一直奉行“眼见为实”，未经实地调查，绝不贸然下笔。

人贵自知。在经济学界拼搏数十年，却不敢说对经济学有何贡献。不过扪心自问，自己还算一位勤奋的学者。前几年撰写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等系列丛书，读者回声四起；而近几年撰写的《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选择》，当下也在书市大卖，看到自己的著作有人买，要说不高兴是假的。然而人到中年，早过了得意忘形的年龄。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写一本供党政官员阅读的教科书。此计划工程浩大，而平日事务缠身，何时动笔不好说，但迟早一定会写。我想，最晚在退休前应可大功告成吧。

　　站在经济学角度看，粮食作为商品，必有一个供求平衡问题。我们通常讲经济规律，这是基本的规律。所谓按经济规律办事，绝不能离开这一点。当然，经济学也承认粮食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也是在供求平衡的逻辑限度之内才能被承认。为说明此点，不妨引入两个经济学概念，即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一般来说，当价格上升（降低）时，供给会增加（减少）。供给增加的比率（减少的比率）除以价格上升（减少）的比率，即为供给弹性。

　　举个例，小麦的价格由1元/斤上升到2元/斤，产量由100万吨上升到了150万吨，那么，价格上涨率为100%，而供给的增长率为50%，供给弹性即为0.5。需求弹性的定义方法与之类似。只不过需求与价格是反向变化的，即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反之亦然。把这种反向变化的关系考虑在内，需求弹性就是一个负数。经济学上，如果供给或需求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则称缺乏弹性。大于1，是富有弹性。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供给和需求都缺乏弹性。

　　常言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彩电10万块钱一台，买不起可以不看，可粮食10万块钱一斤，谁都不能不吃。这就是说，人们对粮食的消费受价格因素的影响比较小，它的需求缺乏弹性。在供给方面，粮食生产周期比较长，市场价格再高，也无法立即做出反应。这不像制作衬衣，如果行情看好，工厂加班加点，一晚就能生产一批。农民不是有句谚语吗，白露早，寒露迟，秋风麦子正当时。错过了农时，就只好等来年了。从短期来说，这也是缺乏弹性的一种表现。

　　把供求结合在一起，就看出农产品的特殊性：如果粮食短缺，必然是粮价暴涨，因为供给没法一下子大量增加，而需求对价格变化又不太敏感，只有粮价高涨，才能把粮食消费压下来，消除供求缺口；价格上升就对生产形成刺激，来年农民可能会增加投资，选用良种，结果带来产量上升，可一旦供给大于需求，粮价又会大幅度下跌，只有这样，才能刺激需求增加，消化掉过剩供给。这就是说，粮食这种商品，完全靠市场调节，往往会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暴涨暴跌的过程表现得很夸张，根源就在于它的供给和需求都缺乏弹性。

　　解决粮价过度波动问题，常用手段有两个，即保护价和粮食储备。实际上，这两种手段常配合使用。当粮食供过于求时，按保护价收购，形成国家储备，以避免粮价暴跌，伤及农民。反之则抛售储备，平抑粮价。这种调控方式，可以在不同的年景之间调节余缺，熨平粮价波动。但从长远来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粮食的供求关系，如果农业连年歉收，结果必然是国家无储备可抛，最终还得把粮价完全交给市场。

　　反过来，如果连年丰收，除非国家将多余的粮食出口，或者干脆倒入大海，否则，它迟早还会流到市场上。说得更现实一点，国家财力是有限的，长期对粮食给予全面保护，政府根本吃不消。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更是这样。大概是过去挨饿的原故，中国人对粮食看得特别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常从政治角度进行讨论，只强调粮食的特殊性。过去是吃不饱肚子，强调粮食不可或缺当然是对的，算政治帐，算经济帐，结果都是一致的。可这并不是粮食越多越好，作为一种商品，它也具有一般性，也需要考虑市场平衡。

　　前些年，粮食连年增产，粮价却一路走低，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搞得国有粮食企业和国家财政都很困难。对此，我们不是从供求关系上找原因，而是迁怒于私商粮贩。其实，这违背了经济学常理。粮价下跌，如若要保护农民利益，那么，国家收购的粮食，短期内就不应再卖，而是应该形成储备，让部分粮食暂时退出流通。你想卖出去，还怪粮价起不来，这是什么道理？私商粮贩只是倒卖粮食，根本无力改变供求，自然也就不会影响粮价，你就是把他们统统枪毙，还是于是无补。

　　回到经济学的逻辑，粮价只是个市场信号，总归得由粮食供求决定。因此，政府要让农民种粮卖个好价格，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通过休耕来调减耕种面积，缓解供求矛盾。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储备粮食都不如储备耕地，粮食属于保鲜产品，储存几年，就会陈化变质；而储备耕地，不仅可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有利土壤改良，提高土地生产率。其中道理不复杂，政府决策部门不妨研究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平民百姓受苦遭罪是实话。迷途当返，做错了事当然要总结。但想不到的是，人们竟会把矛头直指经济学家。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而上网搜索，对经济学家的批评铺天盖地。上月赴美参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学术会议，美方主题发言人费能文（James.Feinrman）教授也说，新自由主义对金融危机难辞其咎。

究竟是怎么回事？曾几何时，新自由主义一度如日中天，然而风水轮流转，今天又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难道真的是她给全球经济闯下了大祸？借这次赴美开会的机会，我拜访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高盛、花旗集团等多家机构。一路访下来，大家说东说西，莫衷一是。不过那天与刚卸任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先生共进晚餐，他的观点倒明确，认为发生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并对奥巴马政府当下的贸保政策表示忧虑。

还是说我的观点吧。美国此次发生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根本原因还在政府监管缺位。有人说，金融危机是源自人的贪婪，这样解释不能算错，人类不贪婪，天下当然太平。但贪婪一定会导致危机吗？我看未必。请问，资本主义何时不曾贪婪？若说贪婪导致危机，那岂不是危机无时无之？可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来，西方大的危机不过就两次。其实，只要政府对逐利行为予以规范，立规矩，惩处严明，经济秩序当可井然。

是的，这回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说到底还是缺规矩或规矩不严。若果说银行放次贷是玩火，那么金融的杠杆操作则是火上浇油。比如一家投行本来自有资本仅1个亿，却可借到银行30亿；而保险公司居然还肯为其提供保险。这当然不是保险公司傻，因为它还可将保单卖掉。就这样，风险不断被放大，而政府却视而不见。终于有一天，投行出险，贷款还不上，结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损俱损，保险公司赔不起，而银行也就厄运难逃。

我至今不清楚的是，金融危机明明是政府的过失，可人们为何一定让新自由主义出来背黑锅？研读经济学数十年，不敢说对新自由主义了如指掌，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至少我未见那位经济学家完全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不过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在那本著名的《自由选择》中曾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的职责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显然，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对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政府怎能不闻不问呢？政府不作为，与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不是吗？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们很容易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才出版。相隔三年，是凯恩斯影响了罗斯福吗？当然不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说美国治理滞胀借鉴了新自由主义，没有错。但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几大巨头从未进入政府决策层，而弗里德曼本人连政府顾问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不过是药师，没有处方权，只告诉你什么药能医什么病。至于该吃什么药，最后开药方的还是政府。这样看，说经济学家误导了政府，不是高看了经济学家，就是低估了政府的智商。

举几个例子吧。众所周知，弗里德曼历来反对“通胀”，为稳定物价与减少经济波动，他主张政府执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这是说，政府只需守住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含劳动力增长）之间的平衡，大可不必动用“利息、贴现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等去频繁干预经济。可事实呢？这三大政策工具却被政府用起来如家常便饭。再有，弗里德曼关于扶贫曾提出“负所得税方案”；关于对付通胀曾提出收入指数化构想；关于资助教育曾主张推行学券制。对这些重要的构想与建议，政府又何曾采纳过呢？

回顾学说史，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其实都与她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假若说凯恩斯主义是大萧条的产儿；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滞胀”的产物。最近突发奇想，面对滞胀，当年要是没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政府会怎样做？我想政府照样会减少财赤，照样会控制通胀。想想吧，1933年凯恩斯主义并未出笼，罗斯福不照样推行新政吗？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已债台高筑，而政府刺激经济的办法又难以为继，通胀高企，故政府非改弦易张不可。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不过是替政府给出某种理论印证而已。

最后澄清一句。国内不少读者以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化，这样理解纯属望文生义，大错特错。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的一大流派，一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二是与亚当.斯密旧自由主义对应，与政治毫无瓜葛。可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何国内总有学者将其政治化，似乎反凯恩斯主义就是反社会主义；借鉴新自由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如此上纲上线，岂不让人啼笑皆非！

宾主见面客套话不多，美方先是介绍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金融危机已令1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100万个家庭失去了房子。对这些美国人的境遇，我当然表示同情。然而蒂莫西先生话锋一转，说此次金融危机与美中贸易持续逆差有关。他埋怨中国人过于节俭，对美出口多、进口少；批评中国政府管制人民币汇率。所以为改善美中贸易收支，他建议应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

中美贸易的口水战，并非始于今日，由来已久是老话题，而蒂莫西先生提出的诸多批评，也早在我意料之中，不奇怪。其实，我们也是有备而去。与我同行的陈启清博士与周绍雪博士为第二天的论坛已准备了发言稿，不过他们准备的是长篇大论，火箭大炮，近台快攻用不上。兵临城下，没办法，我只好临阵磨枪对蒂莫西先生的观点作出回应。

首先我承认，近些年美中贸易持续逆差是事实。然而如何看待美中逆差？或者说能否把责任归咎于中方？我的看法与蒂莫西先生显然不同。并非有意为中国开脱，而是从纯学术立场看，单以贸易顺差或逆差论对错，不仅过于武断，也不合常理。经济学说，一国有顺差，代表它出口大于进口，为别国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增加了外储；而逆差则说明进口大于出口，消费了人家更多的商品，同时减少了外储。可令人不解的是，美元原本就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国消费了中国的廉价商品，怎会反倒觉得吃亏了呢？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一例外，大家皆处在国际贸易链条的某个环节上，不买则卖，有顺差就会有逆差，只要不是强买强卖，便是利益共享，是多赢。当然，倘若一国贸易持续逆差，那也得调整，不然则会伤及国内就业。估计美方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批评中国。不过我要指出的是，一国应该追求的贸易平衡，并非双边平衡而是多边平衡。比如中国对美国是顺差，但对日本却是逆差，而日本对中东石油国又是逆差，若仅讨论中美两国贸易，无论顺差逆差其实都毫无疑义。

想想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吧。如果把国内贸易理解为国际贸易，个中道理会更明白些。比如你经常去街头餐厅用餐，那么与餐厅之间，你永远是逆差，餐厅永远是顺差，因为餐厅不直接向你买东西。同理，餐厅需要从粮店买大米，那么餐厅与粮店之间，餐厅是逆差，粮店则是顺差。可是我问你，你会因为自己与餐厅之间的持续逆差而感到不满吗？或者有谁见过，世上有哪家餐厅会因与粮店的逆差而对粮店兴师问罪的呢？

由此看，美方拿“逆差”与中国说事，借口并不高明。而且据我推测，美方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还是逼人民币升值，对此，那天蒂莫西先生直言不讳，说得清楚。而我的回应是，人民币升值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是两败俱伤。不错，人民币升值会减少中国对美的出口，但整体看，不可能改善美国的逆差。因为中国对美出口，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些产业美国并无优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国进口。终归是要进口，美国的逆差当然不会改善。

退一万步，即便按美方所说，人民币升值能改善美国的逆差，可是代价呢？我能想到的，至少是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要下降。过去买一件中国造的衬衣也许只需70美金，而人民币升值后可能要花100美金，这对美国人来说，摆明是净损失。不知美国普通消费者怎么看，我想天下不会有死活要逼商家提价的买家吧！就好比你去餐厅吃饭，为了减少你对餐厅的逆差，于是不断要求饭菜涨价，一直涨到你吃不起为止。请问你会那么蠢吗？

是的，人民币升值对改善美国逆差不一定有助；但对中国而言，影响则非同小可。很明显的，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20%，致使中国的出口大幅下挫。截至去年底，有近8万家中小企业倒闭，2000多万人下岗失业；而且为数不少的企业开始向南亚外迁。己所不欲，莫施于人。既然美国不希望自己增加失业，又何必损人不利己，一定要逼人民币升值呢？除非另有难言之隐，不然逼人民币升值说是为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说破天我也不信。

美国要调整美中贸易逆差，依我看，对美国来说其实只需一招。举世皆知，美国的高科技冠于地球；而中国有近2万亿的外储，当下又有意进口高科技。前几年有人换算过，说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中国八亿件衬衣价格。这样，只要美国肯把高科技卖给中国，平衡贸易收支岂不易过借火？可那天蒂莫西先生说，美国也想卖些高科技给中国，但担心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若果如此，那么双方要谈的就应是知识产权保护，而不该总去纠缠人民币汇率是不是？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到底能否“保八”？之前我未写文章，所以按兵不动,原因是觉得这场争论意义不大。为何一定要保八？多数的解释，是当前就业压力所逼。据说GDP增长若低于8%，则会有大量的失业。果真如此吗？我看不一定。一般说，GDP增长有可能增加就业，但仅是可能而已。比如经济若靠劳动密集型企业拉动，GDP增长可推动就业无疑问；若是靠资本密集型企业带动，GDP增长即便达到8%，对扩大就业也未必有助。

当然不是说GDP无足轻重，我的意思是，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并无必然联系，人们大可不必再为能否“保八”争来吵去。其实，“8%”就是一个数字，在当今体制下，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只要GDP与政绩有关，地方官员做大GDP有的是办法，易于反掌。想当年，国务院1998年也曾提出“保八”，结果呢？各省市报上来的数字达14%。大出所料，中央要求压水分，左压右压，最后还有9%。不管你信不信，我认为今年GDP增长绝不会低于8%, 不信我们赌一手。

并非本人盲目乐观。支持此判断的另一理由，是去年冬天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扩需举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今年中央财政新增投资1.18万亿，信贷投放5万亿，而截止3月底，信贷投放就达4.89万亿。这么多钱投出去，怎么会不带动GDP增长呢？按照弗里德曼的研究，从增加货币投放到企业产出增加，通常需要6-9个月，取上限，若从去年11月起算，顺推9个月，那么今年8月中国经济必将全面回暖。

要申明的是，我不担心“保八”，不等于说经济就没有麻烦。我的忧虑是，今年GDP实现了“保八”，往后几年怎么办？眼下为了“保八”政府大举发债，中央财政发债7500亿，替地方发债2000亿，共9500亿。问题是这9500亿谁来还？要知道，财政部无点石成金的本领，借债还钱，将来还债一定是向纳税人多收税。这样看，政府发债越多，企业日后税负就越重。如此财政投资挤出民间投资，竭泽而渔，即便今年经济增了8%，今后几年日子怕是更难过。而最大麻烦，我认为还是就业，有资料说，目前中小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占七成以上，若中小企业不济，就业问题必是大祸临头。

转从货币政策看，温总理说，今年银行的新增贷款为5万亿。可到三月份贷款就下去4.89万亿。由此看，除非央行再次收银根，不然5万亿的贷款规模绝对打不住。困难在于，若信贷紧急刹车，下半年经济则难以为继。据保守估计，今年的贷款规模至少会突破7万亿。于是有人担心，信贷过度投放，年底通胀会不会卷土重来？依我看，这纯属杞人忧天。说过多次，当下主要危险不是通胀而是通缩。尽管上半年银行放贷很猛，但大多是贷给政府建基础设施，政府贷款花不完，又转存进银行。这样信贷资金若只在银行与政府间循环，市场流动性不过剩，说有通胀岂不是无稽之谈？

举我观察的两个现象。一是最近我赴几个省调研，与企业家座谈，不少中小企业主反映目前从银行贷款仍然很难？人们要问，银行已有那么钱放出去，企业为何贷不到款？原因上面解释过了，这里要提点的是，企业贷款难说明流动性并不多。另一个现象，是CPI与PPI持续负增长。上周公布的数字，CPI为-1.5%，PPI为-6.6。假若流动性真过剩，物价怎会双双下落呢？可以想见，若为防通胀银行现在关闸，无论对企业投资还是对拉动消费，皆是雪上加霜。

前些天，政府又出台钢铁限产令。钢铁产量多了，政府希望限产可以理解。问题是谁来限产、限谁的产。有前车之鉴，以往政府一说限产，通常用行政命令，而限制的又总是中小企业。其实，钢铁多了，供大于求价格会下跌，钢材不好卖或不赚钱，不用别人教，企业也会限产。再说，钢材多不多生产厂家最有发言权，政府若认为多了，尽可对国企限产，民企不必管，人家自负盈亏，政府就应该网开一面。可最近我听说一件怪事，中南某省为保国有钢厂，省政府别出心裁地给地市下达采购指标，这不是摆明只限民企吗？

回头再说“保八”。前面说了，今年GDP达8%不成问题，难题还是在就业。政府所以提出“保八”，目的在保就业，而要实现“有就业”的增长，我的看法，关键在保中小企业。而当务之急，政府应做两件事：一是加大减税力度。不仅是结构性减税，增值税应整体下调，若增值税下调五个点，中小企业多数即可盈利，就业也就随之增加；二是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现在中小企业用工，平均算，大约每人需上缴各种保费180元。当下经济不景，若政府能特事特办，用国有股权收益为职工上“三险”，对推动就业无疑如虎添翼。

那天在工商联的座谈会上，我只说了第一点，第二点是由黄孟复主席补充。能与黄主席所见略同，为之大幸！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政府下一步如何定夺吧。

最近几年，政府三令五申一直要求调结构。之前的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目的在调结构；这回碰上金融危机，经济不景而转产代价低，于是政府又要求调结构。结构失衡当然应调整，没有人会反对；而分歧在结构由谁来做主调。是由政府调还是由企业调？最近看报纸，多数观点是主张由政府调，据说理由是市场会失灵，政府不出手结构理不顺。

说市场会失灵是对的，但说它是结构失衡的原因我不同意。不错，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回报的项目谁都会想上。市场瞬息万变，而厂商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需求变了，生产却不能马上转，于是供大于求，生产往往会过剩。然而这与结构问题无关：有的产业发展过头，有的产业发展慢，这绝不是市场的错。相反，我认为是政府缺位或干预不当的结果。

不是吗？前些年，政府说基础设施薄弱。可基础设施薄弱是谁的错呢？据我所知，基础设施中多数都是公共品，公共品原本就该由政府投资，政府投入不足而造成短腿，这明明是政府缺位，我们怎能怪罪于市场失灵？近几年煤电油短缺，政府说是高能耗产业发展过快。骤然听似乎有理，但细想则不然。倘若政府当初不限制能源价格，高能耗产业无利可图，这些产业能单兵独进吗？

主张政府调结构的学者，不知是否想到过下面三个前提？具体说，若让政府调结构，第一，政府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尊重市场规律；第三，用行政手段调结构要比市场机制更有效。若此三点成立，政府调结构顺理成章，我当然无从反对。问题是，以上三个前提站得住吗？左思右想，我觉得大有疑问，而且至今未见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关于第一个前提，政府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吗？我看未必。虽然理论上好说：“按比例发展”。但现实中究竟按怎样的比例，政府怕是也不知。比如上世纪末，政府说电力过剩了，要控制上电厂，可时隔两年电力却全面短缺，到处拉闸限电。本世纪初政府还说粮食太多，要求农民调结构，可2004年粮供又突然变得紧张。由此看，政府并无先知先觉，对什么是好的结构，政府其实也拿不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说市场可能失灵，政府也可能失败。

关于第二个前提，我的观点更明确：政府的官员不可能比企业家懂市场。想想吧，一个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一个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眼观八路，耳听四方，你说谁更懂市场？再说，企业家拿自己的钱投资，真金白银，一旦失败则血本无归，有切肤之痛，怎敢无视市场规律呢？相反，政府官员高高在上，总认为自己可呼风唤雨，可改变市场规律。前两年，肉禽价格上涨摆明是供不应求，可政府却硬是控住价格不让涨。而能源短缺政府也不放开价格，却一味指责钢铁、电解铝等发展过快，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打压，请问这是尊重市场规律吗？

关于第三个前提，我的看法，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行政手段不仅可用，而且必须用。但对调结构而言，行政手段则断不可取。行政手段的特点是下猛药，见效快；而缺点是一刀切，容易顾此失彼。还是以能源为例。其实，能源短缺不一定是钢铁业发展过快；也可能是能源业发展过慢。若政府先入为主，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钢铁企业。国企被关还好说，若是民企，投资损失谁弥补？还有，关谁不关谁若由政府定，大权独揽，寻租行为必屡禁不止。

是的，就资源配置的效率论，行政手段肯定比不上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强调的是价格调节。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只要政府不管制，价格涨落自会引导结构调整。比如能源价格放开，价格必上涨，价高利大，企业就会加大能源投资，供应会马上增加；同时，价格上涨，高能耗企业必然节能，否则成本上升，企业承受不了就得关门。如此一来，长线缩短，短线加长，而且由市场优胜劣汰，公平合理，岂不善哉！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与调结构有关的两件事。一是珠三角的“腾笼换鸟”。很多人以为，这次珠三角企业大规模外迁是由政府主导，对“腾笼换鸟”多有批评。其实，我认为这看法是错的。曾多次参加广东省长座谈会，知道政府确有调结构的想法，而且由来已久。但这次结构调整纯属市场所为，绝非政府操纵。众所周知，珠三角主事加工业，两头在外，赶上金融危机出口受阻，产业不调则将坐以待毙。机缘巧合，作为政府，这次充其量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另一件事是家电下乡。政府补贴家电下乡，意在拉动内需保增长，动机没有错。但从结构调整看，此举却非上选。我理解，政府补贴家电，大概是认为家电发展不足，或是认为农民急需家电。可我的观察并非如此。上星期我在湖南调研，就听说有不少农民购买家电后又转手卖到城里，他们买家电，不过是为拿政府的补贴。与其这样，政府何不直接发购物券呢？让农民自行选购，买家电还是买化肥悉听尊便，这样既可满足农民需求，又可避免家电业盲目扩张。

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前几天赴上饶讲学，顺便到横峰县葛源镇考察，发现有个现象令人费解。事情是这样，三年前葛源镇实行“林改”，随后集体林场解散。原本以为，农民拿到“林权”后会爱惜山林，可想不到，有些农户却将自己山上的用材林一砍而光。而面对大面积砍伐，政府只能干着急，管不了。因为林权归了农户，农民享有处置权，砍伐自由，何时砍、砍多少都是农民的事，政府想管却师出无名。

在葛原镇政府办公室，曾与镇党委书记苏卫东同志一席谈。我问农民为何会砍树？他答是农民讲实惠、急功近利。说农民讲实惠我同意；但说农民“急功近利”却未必。本人也农民出身，三十年前种过地，我体会，农民所以看重眼前利益，多半是长远利益靠不住，有风险。举我知道的例子。大约是唐山地震那年（1976年）吧，我老家也听说会地震，传闻四起，人心惶惶，于是村民纷纷将饲养的家禽卖掉，卖不掉的便宰杀。是农民急功近利吗？非也。设身处地想，假如是你，在当时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经济学说，人的行为选择，一定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既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农民怎会轻易放弃长远利益呢？民间有句俗语：“多得不如现得”。其实，这并非人们不想多得，而是长远收益变数大，得之不易。也正因如此，故人们才选择落袋为安。相反，假若长远收益确定，人们则必选“多得”。比如有些农村家长节衣缩食地供子女上学，为什么？那是因为上大学的长远收益高；且他们的子女会读书，考大学的把握大；可为何有的家长却让子女辍学去打工呢？原因复杂，但据我观察，多数情况是子女读书不佳，升大学希望不大。

由此看，农民所以大面积砍树，我的推测，也一定是长远收益不确定。按常理，用材林要生长成材才能赚钱多，可农民为何要提前砍伐呢？经多方查访，原来里面另有原因。最主要的，是农民担心林木被盗。林改前，公家有护林队专人看守；可林改后，护林队没了，防盗的责任落到了农民自己头上，要各家自扫门前雪。问题是，许多农户的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家里无人手；即便家里有劳力，仅几十亩山林却要占个劳力，得不偿失，所以不如砍掉了事。

据当地干部反映，农民砍树通常一窝蜂，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张三家的树砍了，李四家也会跟着砍。不然李四不砍，他家被盗风险则增大。人人自危，所以大家都得砍。而我的疑问是，面对共同的风险，农民何不集资聘请护林员呢？后来去宜春，就此请教过高安市委书记郭安，他告诉我，盗林者多是亡命之徒，农民自聘的护林员基本不管用。以前护林队由于有政府背景才有威慑力。而私聘的护林员无政府背景，即便有人盗林，护林员发现了也怕是难以阻止。

郭安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不过在葛源镇调查，我了解到还有一层原因。“林改”之初，镇政府曾有意组织农民集资成立护林队，可有的农户却不肯出钱。有人说，他家的林子离家近，用不着看管，不怕偷。而另一些农户则说，那些人明显是想占便宜，让别人出钱帮他看林子，他不怕偷，我也不怕偷，故我也不出钱。这种现象，经济学叫“搭便车”。是的，一旦允许搭便车，结果必是无人买票。没有钱，成立护林队再好也只能空谈，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由此看，国家把“林权”界定给农户，方向对；但如果政府不维权，农民的“林权”也就形同虚设。当然，不是说没有相关法律，真正的困难在于，由谁负责将那些以身试法的盗林者捉去公安局？上文说过，靠农民自己不行。农户身单力薄，各自为战往往斗不过盗林者；而集体成立护林队可以，可由于有人想“搭便车”，结果大家都不肯出钱，两难选择如何是好呢？

想来想去，我觉得可取之法是由政府成立护林队。其理由简单，当下“林权”虽已界定给农户，表面看，似应由农户自己维权，但想深一层，维权的责任其实仍在政府。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首先就应该是产权的监护人。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政府是守夜人。作为守夜人，维护老百姓财产安全责无旁贷

其实，从维权效果看，政府成立护林队是明智之举。说过了，农民自己无政府背景，护林往往力不从心；而政府的护林队不同，代表国家执法，有足够的阻吓力。若转从成本看，优势更明显。比如1000家农户自己守林，哪怕投资1000万，分摊到每户也就够买几部手机，而政府护林队若只拿出500万，则可购买到先进的装备。两相比较，何者为优一眼就能看得出。

最后说一句，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维权又是政府的责任。既然是责任所在，政府还犹豫什么呢！

前些天湖南社科院朱有志院长打电话来，约我写文章就湖南省委提出的“弯道超车”作评论。身为湖南人，当然要关心家乡建设。然而命题作文，又仓促动笔，要写出有价值的看法不容易。幸好这几年回家乡机会多，耳闻目睹，对湖南也有些了解，这里把自己一些零散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也算是对家乡建设尽点力。

由于金融危机，当下欧美经济不济，受其影响，中国的出口大幅下滑。今年一月出口增长-17.5% ； 二月再下挫，为-25.7%。外需萎缩而内需不足，国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湖南却知难而进，提出要“弯道超车”。兵行险招，有气魄，令人刮目，也值得喝彩。不过，搞经济毕竟不是赛车，有气魄是一回事；若要出奇制胜，关键还得有好的思路。

应该说，湖南这几年经济发展得不错。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农业大省，新工业化龙精虎猛，有声有色。像“远大空调”、“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脱颖而出。去年经济普遍回落，而湖南去年五月开始保增长，逆势而上，不简单。曾多次赴湖南调研，给我的感觉，全省上下对新工业化战略高度认同，而“一化三基”（即新型工业化、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几近成专有名词，在省内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我的看法，湖南选择走新工业化的路，肯定对；本人也曾写文章支持过。问题是，湖南地处中部，谈不上有区位优势；而工业起步晚、底子薄，与周边比也无优势可言。手中无优势却要弯道超车，湖南凭什么？是的，湖南人有一股子劲，敢拼、也能拚，但我认为仅有拼劲并不够。好比你开的是拖拉机，别人开的是小汽车，拐弯处你却要强行超车，你觉得成功的希望会大吗？

不是要给湖南泼冷水，也非湖南人异想天开。历史上靠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的例子不少见。我的意思是，湖南经济若真要后来居上，就必须扬长避短，使巧劲。不然仅靠硬拼实力怕是难以如愿。那么湖南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有个建议，可行与否拿不准。去年秋天曾与省委张春贤书记当面讨论过，他很重视。还委派省科技厅王柯敏厅长来京切磋，彼此交流后他认为可行。既如此，这里就说说我的想法吧。

湖南省委提出“一化三基”，我完全赞成。不过“三基”之中，我认为基础产业应交给市场，政府可引导，也可扶持，但不必亲历亲为；政府的重点，应着重完善基础设施。所以这样看，这是由湖南省情决定的。所谓新型工业化，不管有多少种解释，说千道万，关键还得用高新技术改造与提升传统产业。湖南的困难，是高新技术从何而来？尽管湖南有一批高校与科研院所，但比之北京、上海等地，毫无疑问会稍逊一筹。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可取之法是借鸡下蛋。

我的考虑是这样。这些年，国内每年研发的科技成果为数不少，可据说其中多数成果都束之高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学、研脱节。是的，科研院所的成果是在实验室做的，在用于生产前必须“中试”，不通过“中试”，企业不会买也不敢买。难题就在这里，建中试车间需大量的资金，谁来出钱呢？若让科研单位掏，他们未必掏得起；而让企业出，企业也不一定敢冒险，因为万一中试失败，企业将血本无归。

企业不肯花钱搞“中试”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建中试车间投资大，可建成后通常只用一次，事后还不能改作他用，这在经济学里就叫沉没成本。经济学说，沉没成本虽不是成本，不会推高产品价格，但它得以租金的形式逐年从利润中回收。这样看，企业自己花钱搞中试，日后必挤占利润；而且投资太大，利用效率又低，企业怎么算帐也不会合算。

站在企业立场看，的确是这个道理。不过换个角度想，解此难题其实也易如反掌。关键之点，就是要将“中试车间”当基础设施看，因为基础设施就可由政府投资。比如让财政拿钱按行业建“中试车间”，然后向社会开放，你若有成果要中试，不论省内外还是国内外，只要适当付费都可以来。这样，一次性投入多次使用，既为企业省了钱，政府投资也有望回收。而更重要的是可把高新技术引到家门口，近水楼台，湖南的企业便可优先选购。

有了高新技术，跟下来就是培育与提升产业。就我所知，湖南的工业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早在10多年前，省委就提出要实现“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最近省委又提出要在“长株潭”进行“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可以肯定，若这方面真有突破，不仅可改善省内工业布局，而且有利产业升级与集聚。可当下的麻烦是，长株潭作为三个平行城市，财政分灶吃饭，利益摆不平谁也不会受他人节制。

年前在长沙召开座谈会，请长株潭的官员一起讨论，大家畅所欲言，而我提出一个利益共享的方案，三方皆接受。比如对跨区域的科技园区建设，可共同投资，然后按投资比例分享利润和税收；对分属三地的科技园区，可通过互换三分之一的股份，这样相互持股，将来高盈利项目无论落户谁家，其他两地均可按股统计产值与分“税”；对跨区域的公益性项目，投资也按各自受益程度分摊。

这当然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不过设若如此，产业布局便可整体协调，长株潭则可形成合力。而长株潭率先崛起，以点带面，相信湖南经济腾飞必指日可待。

我这里所说的“学术层面”，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先把学术外的东西搁置一边，不管个人偏好，不管政治诉求，甚至不管国家背景。除了学理逻辑，其他统统不要管。比如对目今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的争论 ，由于牵扯到国家利益，政府间对话往往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吵来吵去也未见有何结果。而学者则不同，大家可站在中间立场，遵守共同的学术逻辑，做这样的交流，也许更能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话虽如此说，不过身为学者，我知自己也是凡夫俗子，要不偏不倚地全然超于事外也很难。故为避免先入为主，本文将不针对任何国家，会尽量从理论方面谈。问题是学界理论多，鱼龙混杂，选何理论做依凭好呢？研读经济数十年，在贸易理论方面我认为有两个人了不起，一是亚当·斯密；另一是大卫·李嘉图。他们的分工与贸易理论精彩绝伦，说后无来者应该不算夸张。

先说亚当·斯密吧。斯密1776年出版了他的《国富论》，书中关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观点，学界耳熟能详。制针是他有名的例子。斯密观察到，一枚小针的制作，通常需十八道工序。若让一个人从头到尾做，一天恐怕难做一枚。但是如果分工协作，让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那么每人一天却可完成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呢？斯密的答案，是分工可使劳动专业化，可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顺着这思路，斯密还把分工推展到了国家间。为解释国际分工的好处，他首创了“绝对优势”概念。何谓绝对优势？简单说，就是自己强过别人的优势。举个例，假若甲乙两国同时生产毛呢与葡萄酒，若甲国生产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00元与120元；而乙国则分别是90元与130元。显然，两国相较，甲国生产葡萄酒有绝对优势，而乙国生产毛呢有绝对优势。若按绝对优势分工，甲国可只生产葡萄酒；乙国只生产毛呢，然后通过交换互通有无，这样双方均可省下10元成本。

生活中按绝对优势分工的例子多，触目即是。然而由此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假若生产毛呢与葡萄酒，甲国的成本都高过乙国，甲国无任何绝对优势，那么两国间还需分工吗？这问题困扰学界近半个世纪，后来到了李嘉图才算有“解”。而解开此道的钥匙，则是他提出的“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不同，比较优势是指自己的相对优势。比如你不仅会烧菜，同时也会缝纫和养猪，但比较而言，烧菜是强项，于是烧菜就是你的比较优势。一句话，比较优势是自己跟自己比的优势，与旁人无关。

是的，只要是自己与自己比，一个人总会有相对的优势。其实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是。于是李嘉图说，只要各国在参与分工时能扬长避短，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便可双赢。还是以生产毛呢与葡萄酒为例。假如英国生产10尺毛呢需要100小时，酿造1捅葡萄酒需要120小时；葡萄牙生产同量的葡萄酒和毛呢，分别只需80、90小时。从绝对优势看，英国一无所长，两国似无分工的可能。但若从比较优势看，则仍可分工。比如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然后用80小时生产出来的葡萄酒与英国交换自己要花90小时才能出来的毛呢，可节省10小时。而对英国来说，100小时制造出来的毛呢，可从葡萄牙换得自己要花120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的葡萄酒，可节省20小时。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能凭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当然好；但上例表明，即便没有绝对优势，依托比较优势也照样能从分工中受益。不过这里要特别提点的是，无论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能提高效率，都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贸易自由，贸易不自由，则分工无从展开，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皆无从发挥。比如上面的例子，英国若限制进口葡萄酒；葡萄牙限制进口毛呢，如此两国间就不会有分工，而结果必是两败俱损。

回头再说贸易保护。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其实质都是保护弱势产业。问题就在这里，明知是弱势产业，可为何还要护短呢？我看到的解释，是政府要保护就业。粗听起来也似乎在理，然细想却未必。想想吧，若政府不护短，而是将优势产业做大，不一样能扩大就业吗？很奇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闻名天下，也未见有人反对过。可为何一碰到现实就忘到九霄云外了呢？